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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，17岁的
考进北京舞蹈学院第一届现代舞编导班。
1995年，如果他们这波毕业生
没有创立北京现代舞团，
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滞后很久。
高艳津子
之后25年，曾“极其柔弱”的她，
成为一手托举起舞团的人。
她很早在国际成名，外媒将她誉为，
“最具东方哲学色彩、最神秘的舞蹈家。”
她带着舞团走向国际，
在欧美最主流的剧院演过上百场专场，
被《纽约时报》评为：
高艳津子在贵州出生、成长，
从小跟随舞蹈家父母跳舞。
在舞蹈生命最旺盛的22岁，
她却不顾反对，结婚生子，
怀孕8个月还站在舞台上。
如今她45岁，
2020年底，一条到“曾在疫情中死过无数次”的
北京现代舞团探访。
高艳津子向我们讲述她的舞蹈观：
“走进生活的喜怒哀乐，甚至七情六欲，
自述 高艳津子
1月中旬，深冬的北京略显萧索。在几无人迹的街道上行驶片刻后，我们来到“蛰伏”在崔各庄乡深处的北京现代舞团。高艳津子有些疲惫，但面容素净，眼神尤其清亮。和我们寒暄了几句，她便去后台更换服装，准备独舞片段的拍摄。不一会儿，她散着齐腰长发，只着一件薄衬衣，赤裸着双腿向我们走过来。排练厅地面冰冷如铁，她全然不在意，“我就即兴地跳，你们抓拍就好。”
空荡荡的排练厅里，钢琴曲无尽绵延。与许多舞蹈家的人生进程不同，高艳津子22岁时就结婚生子。怀孕8个月，仍旧站在舞台上。如今45岁了，她仍旧如少女般柔软的身体贴着灰色墙壁舞动着，从一扇门，跳到另一扇门。那画面既孤独，又充满力量感。《觉》剧照
高艳津子的编舞才能很早就崭露头角，被皮娜·鲍什（Pina Bausch）邀请创作舞剧，编现代舞表现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，将生命轮回的主题融入舞蹈……被外媒评价为“最具有东方哲学色彩和神秘感”的舞蹈家。25年来，她托举起北京现代舞团的牌子，无论遇到怎样的困境，从未放弃。带着舞团跳遍了柏林艺术节、荷兰艺术节、米兰艺术节、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重要艺术节，在欧美最主流的剧院演过上百场专场。
2012年应荷兰艺术节邀请创作的《水·问》，是北京现代舞团的代表作之一。以舞蹈呈现出水的不同形态，与人的生命体验形成对应：我们遇到困境，就像被漩涡裹挟。我们站在峰巅，就像一朵卷起的浪花，终究还会落下去。
《水问》在敦煌演出
2018年，她把《水·问》“搬到”了敦煌。在一望无际的沙漠，舞者们赤身裸体，只穿着肉色体操衣和护身起舞。远处绵延的沙漠，夕阳一层一层透过来。舞者们就像大自然的笔触，在沙漠中画出一个坛城。
1993年，“现代舞”在中国刚刚萌芽，“即兴舞”则更加陌生。那一次演出在贵州，她一个人，从夜里7点半到凌晨12点，全程即兴跳了4个半小时。200多位贵州文化名人、学者，为现代舞的生命力所震撼，“好多人在哭”。那一次现代舞专场，让高艳津子产生深深的使命感。她意识到，舞蹈不是个人的事情，它可以唤醒和引领生命。这是她在现代舞这个小众的领域，坚守30余年最大的动力。
除了市中心，朝任何地方望过去，都是群山环绕。本土的文化，像傩戏、地戏，因为它的神秘，而在全世界闻名。家乡的氛围丰富多元，滋养着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我的父母都是舞蹈家，童年特别自由。在我们家，如果你通宵看书，没有人会打扰你，困了就可以睡觉，饿了就可以吃饭。这种无拘无束的状态来自于我们共同的生命认知——舞蹈是自由的。
青年时期的高艳津子
我从小跳父母编的舞长大。不夸张地说，跳舞对我而言，就像呼吸。
当时我结婚生孩子，母亲是最强烈的反对者，她觉得结婚影响了我舞蹈的机遇。
我不这样认为。婚姻和家庭，会让我的创作变得更丰富。因为舞蹈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，我是要走进生活的喜怒哀乐，甚至七情六欲，再来完成我的作品。
2005年，应德国艺术节的邀请，我和母亲合作了《觉》。这部舞剧在德国首演之后，又被邀请复演，连续演了一个星期。后来又到罗马演出，得了意大利最重要的演出奖。我们排了6个版本，全部推翻，一直在吵架。在磨合的过程中，我发现，我和母亲的碰撞和努力都是来自于爱：因为爱，所以不满足。我不希望成为她的延续，一定要去探索我生命的可能性。而她因为对我的爱，当我不在她的轨道里，就充满了恐慌。所以这个作品，表达的是传统和现代的对话，再具体到母女、母子的经历。结婚以前，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女孩，像小溪、河水，不断地流动，发出碰撞的响声，不管不顾，靠自己的速度。那时，舞蹈是只为自己而跳的。结婚以后，我觉得自己像一面湖水，尝试去关怀、理解另一个生命。生了孩子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像一口潭，会转换孩子的视角看待事情。我的舞蹈生命就不再局限于个人，作品具备真正生命性的表达。
北京现代舞团最早由北京文化局批文成立，挂靠在北京歌舞团。1999年之后，我们申请独立，成为一个彻底民办的现代舞团。
从2009年到2015年，我们有6年时间没有场地。一个舞团，一旦没有场地，又没有钱，它的恐慌可以想象。困境接踵而至，舞者会感到焦虑、看不到希望。
我完全靠我对艺术的忠诚告诉我的舞者，只要你坚守在舞台上，不离开，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拦我们跳舞。如果我们脆弱到要给一个场地、一曲音乐、一个平台才能跳舞，我们的舞蹈生命就会被摧毁。
北京现代舞团在贵州采风
在流浪的时期，我带着舞者们到贵州原生态的深山里去采风，说是采风，其实我们是没有地方可以去。村民为了支持我们，用鹅卵石在河流中垒起一个舞台，我们在河中间的鹅卵石上跳舞。他们隔着河，在对岸打着伞、背着孩子看，雨点噼啪噼啪打在脸上，触感非常真实。
剧场版《十月·春之祭》
舞者们的脚踩在鹅卵石、瓦片、泥土和草地上，经历了生命最朴素、原始的状态，他们的身体质感、生命意识产生了变化。所以，这虽然是流浪中的创作，但极具价值。我告诉我的舞者们，我们要有吉普赛的精神，即便四处流浪，也不要停止跳舞。
《二十四节气·花间十二声》
2014年，在舞团最艰难的阶段，我们做了《二十四节气·花间十二声》。
我希望能够改变现代舞的小众、小剧场，所以在这部作品中，我将随处可见的生活用品，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想象：雨伞象征着太阳，扇子象征着月亮，一把扇子是半月，两把扇子合在一起则是满月，从而有日月星辰。
这是一部和老百姓的生活最接近、色彩最斑斓的舞剧。对中国人来说，“二十四节气”本身就富有诗意情趣，我还用花开花落的声音，把人间的故事，变成二十四节气在时间轮回里的经历。《二十四节气·花间十二声》上演之后，我们开始走进国家大剧院。所有的大剧场，都是全票房。这部舞剧救了北京现代舞团。
《三更雨·愿》
《三更雨·愿》是给威尼斯双年展创作的邀约作品，那一年的主题是“灵魂”。我想讨论轮回的话题，如果生命没有绝对的终结，它无数次重来，但每一次的形态却又不是你原有的样子。你带着满腔人的愿望和爱意来，今生得到的却是花、鸟、鱼、虫、草的身体，你会经历一种怎样的生命历程？
这种错位其实是很凄美的，比如你是一个男人的爱和愿望，但今生得到的却是女人的身体，你该如何度过？我想通过这种戏剧性，启发大家珍惜今生拥有的生命机会。《形隐·不离》
曾经我是一个极其柔弱的人，但在舞蹈的专业性面前，我变成一个勇士，拿着法器站在那儿。这个时候，就义无反顾。在排练时，我会展现出强势的状态，要给舞者下达清晰的指令。他们有时候也需要鞭策、棒喝一下。但休息的时候，我会给大家做饭，和他们一起喝点酒，放些即兴的音乐，让他们随意起舞。对舞者来说，当他情感最充沛、最真实的时候，他会进入到一种状态。只有在这样的时刻，他才能深入到舞蹈的内核。
2018年，北京红砖美术馆在展出埃利亚松的个展。一进入展厅，我就被震撼了。没有想到，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，光影关系仿佛折射了整个宇宙。我直接找到红砖美术馆的馆长，和他说，“我想带着全舞团在这里跳舞，不要任何费用。”
《形隐·不离》
下午闭馆后，我带着舞者们在展厅里排练，在水里一跳就是整个通宵。连续排练了一个多星期后，突然觉得很不舍，我想，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带观众的演出呢？
7月中旬，我们开始策划，用了10天时间，把一个月的票全部卖完，每天都是满场。 因为是在水里跳舞，折叠的时候我的膝盖的侧韧带就断了，半月板撕裂。我们都是受伤习惯的人群，习惯身体永远有疼感。后来去医院，医生说，“你伤得很严重，不能站着走路。”我就坐着轮椅、架着双拐跳，在大的圆形的水雾里，走得全身湿透，舞者再从后面进来。正常人会说，“你受伤了，就可以停止跳舞。”我不这样认为，对我来说，受伤了怎么就不能跳舞？坐轮椅、架双拐跳呀。
生命中的生老病死苦，这些艰难与困境，对舞者来说，都是珍贵的生命体验，会滋养我们的舞蹈。我是处女座的，去年在我最最犹豫、茫然的时候，正好经历了疫情。我在加拿大被困了将近8个月，虽然什么也不缺，还可以看到窗外美好的自然风景，但生命如果就这样让你活着，你满足吗？我其实一点幸福感也没有。
在被困的时期，我做了两个重要的表达。我做了线上公益课，教大家在隔离中，如何原地跳舞。还做了一个网络作品《默》，用简洁的手的语言，来祈祷和纪念那些离开的生命。在疫情中，舞团已经死过无数次，但还是坚守在舞台上。今年年初，首演《长城》时，全团的经费只有3万块。对我来说，面对这些困难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——那就是不断地跳舞。我今年45岁了，加上我妈妈怀我时同样在跳舞的那一年，我一共跳了46年。要跳多久？就跳到生命结束的时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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